人们常说大公司大到死不了，英文是Too big to fail。这并非虚言妄语，中小企业死了就死了，通常不会有人呼吁国家救助，但是大公司不同，特别是雇员上万的巨无霸企业。一旦周转失灵，即使自己不求救，政府也会主动施以援手。因为政府关心就业问题，关心社会稳定。通用汽车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企业做大做强的动机，首先来自于企业家的人性，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获得同行的尊重，希望在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中名列前茅，这可以部分解读企业家追求卓越的个人欲望。如果抛开人性化的理由，从超越国家的大宏观视野来研究企业做大做强的动机，最重要的动机有三：其一是逃避死亡威胁，其二是逃避社会责任，其三是追求规模效益。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分析企业和国家的关系，大企业的“大”包含着社会责任，也就是企业与国家分担的责任。企业的一般社会责任，绝非企业家的逢场作秀和慈善捐赠，而是纳税和就业。虽然纳税和就业的社会责任不分企业大小，但由于大企业的员工人多势众，有群体效应，所以才产生了企业大到死不了的政府救助之责。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教授研究发现：企业的经济效益中有一个规模收益递增的趋势，所以企业追求规模扩张，特别是超越国界的规模扩张，激发了企业做大做强的经济动机。规模效益产生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品牌共享、资源共享、谈判实力等等。克鲁格曼教授用规模收益递增的原理解读现代国际贸易的新趋势，提出了他的区位经济优势定理。传统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是互通有无、优势互补，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差异决定了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但是，现代国际贸易增长的主流却不是互通有无，而是互通“有有”，先天的要素禀赋差异逐渐让位于后天的区位优势之别。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企业在追求做大做强的基础上提高了规模效益，改变了传统国际分工的区位优势。这种配置模式，让大企业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间。

从“大”到“强”

         企业的规模越大越不透明，越大越容易潜伏过度风险。但从超越国家的大宏观经济角度来看，企业做大做强的结果是：优势高于劣势，收益高于风险。这是企业经营的大宏观政治经济学，也是全球化市场的内在机制之一。若把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与跨国企业的市值排列在同一张表上，15位之后就是国家与企业交替排名了，所以我们对跨国企业的市场力量绝不可等闲视之。

        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与国家－企业－银行的关系，就好比一幕千岛湖的风景画，全球化的市场是湖中之水，而国家和企业都是水中的岛屿。

        站在大宏观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重新定义企业的做大做强，所谓“大”有双重含义：一是要“大”到可以免死，获得政府的优先救助权；二是要“大”到可以免责，在税收和就业的社会责任面前与不同国家的政府机构讨价还价。所谓“强”也有双重含义：一是要“强”到能够与政府博弈，在全球化的产业链布局之中选择企业的区位优势；二是“强”到可控制内部价格，让企业的经营性利润和现金流实现在对企业有利的国家或地区。所以做大和做强优势二者合一，就会提高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益，强化企业规模效益递增的趋势，从而推动企业突破国界的规模扩张，同时扩大全球化的市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