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则寓言：

       猪说：“假设让我再活一次，我要做一头牛，工作虽然累点，但名声好，让人爱怜。”

       牛说：“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要做一头猪，吃完睡，睡完吃，不出力，不流汗，活得赛神仙。”

       鹰说：“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要做一只鸡，渴有水，饿有米，住有房，还受人保护。”

       鸡说：“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要做一只鹰，可以翱翔天空，云游四海，任意捕兔杀鸡。”

       中国一贯有“以儒治国、以佛治心、以道治身”认知。为什么佛可以治心呢？因为禅可以帮我们找回原本清澈的心性。

       禅宗认为“即心是佛”、“见性成佛”，佛就在人心中，关键在于人是否能够领悟。海天禅寺主持见庸法师对此这样解读：“性就是心性，心性是常驻的，是无量光，无量寿，永不断灭。”

       为使众僧有更多的悟道机缘，禅宗提倡多种“悟道”方法。此外，禅宗的修行过程，也是一个戒定慧的过程，因此也是一个行为和思想高度合一的过程。人的日常行为和生活都是修行的一部分，即入世修行。

       日本德川时代著名僧人铃木正三也曾经指出：“佛教修行不专在于忏悔、祈祷，而在于竭尽心智从事劳动而不懈怠。”他提倡“入世修行”、“工作修行”和“职业修行”，就是要世人诚心为政，农人实意耕作，工人努力做工，商人责己经商。

       这就是禅对管理的价值：即心即佛，对于企业而言，也可以说是即商即佛，即商即禅。心灵指引价值取向，价值取向决定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指导人的行为。

        即商即禅，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商禅。商禅对于现代社会中由于伦理学被剥离而导致的精神贫困，是一副很好的消毒剂。阿马蒂亚·森曾经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说：“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

       经济学家茅于轼也指出：“道德比法律重要十倍，维持法律的成本很高，……所以道德约束从成本效果的经济分析角度来看，是最合算、最有效的保持社会秩序和个人幸福的措施。”

       关于伦理和文化对社会的作用，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变迁理论有很好的论述，该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理性化。在韦伯看来，在人类历史的演进和社会变迁所揭示的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中，人类的行为由非理性走向理性，但是理性化的过程并非渐进或连续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西方社会的经济理性化并不是一个自行延续的过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非直接地通过内在的一般理性化，从资本主义早期形成发展而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人的态度和气质方面需要有急剧突破和飞跃，韦伯认为，完成这一态度和气质领域内的突破和飞跃的主要动因，是经过改革的宗教意识。具体地说，这一动因就是欧洲宗教改革中崛起的加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等基督教的新教教义的逻辑和心理所产生的“世俗禁欲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的研究成果启迪我们，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变革都是以文化和思想的突破、创新、变革为基础。那么，禅宗给我们带来的思想变革，将直接推动、更新我们的商业理念和商业行为。

      “禅”是文化精神，“商”是经济行为。对于经济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诚信，所有经济模式都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诚信坍塌，经济也必然瓦解。诚信不仅是经济的基础，还是经济的动力。

       文化精神为经济行为主体提供明确的价值参照系，不同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人群会出现不同的社会经济活动取向；文化精神往往构成社会行为主体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内在动力，为他们提供克服困难、解决疑难、忍受劳苦的心理暗示与信念支撑。因此，文化对人的经济行为的影响，是通过经济主体内在的价值理性认同过程和外在行为习惯重复过程实现的，是自觉自愿的无形的内化过程。

       所以，禅的管理思想可以直接带来诚信经济。在佛教的相关戒律中，就有着丰富的“诚信”内涵。从传统伦理学的意义上讲，佛教要求信众持戒的目的在于“止恶从善”，增进个体道德，进而趋向解脱。从现代经济伦理的角度而言，一个佛教修行人对于戒律的持守，将作为一种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诚信）资源”介入经济生活，从而有利于整个社会形成良性的交易伦理，任何资源都是如此，愈是稀缺愈是珍贵，诚信资源亦是如此。

       被称为“经营之圣”的京瓷创始人稻盛和夫，曾用了50年的时间，倡导和实践他的做人和经营哲学——“自利利他”。自利是人的本性，没有自利，人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同时，利他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没有利他，人生和事业就会失去平衡并最终导致失败。总结稻盛和夫的哲学，就是这样的八个字：自利则生，利他则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