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宏观经济走势如何?“舆论热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发挥什么作用?供给侧改革又需要宏观经济政策打开哪些思路?

作为新供给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科所原所长贾康在其新近出版的著作《新供给经济学》中写道：

中国经济在经受不期而至的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走到了一个自身“潜在增长率”下台阶而“矛盾凸显”对“黄金发展”瓶颈制约日趋严峻的新阶段。

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贾康表示：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很多过去需求侧管理不能解决的问题。未来要更多地注重从供给侧发力，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以结构优化破解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瓶颈。

供需有效对接

第一财经日报：2016年经济增速如何?“十三五”期间，中国能保持6.5%以上的增速吗?

贾康：当下，我们仍在认识、适应，并努力引领经济新常态。“新”已明朗，“常”未实现，经济仍然面临着下滑的压力。

从现在来看，如果能够处理好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各类关系，在加强有效投资、配合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诸多稳增长措施的综合作用之下，中国经济在明年上半年有望实现阶段性探底。关键是打造增长质量提高的新局面。

近几个月以来，“民新指数”显示，尽管大中型国有企业和小微企业表现出来的困难较大，但有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出现明显的亮色。

明年上半年，在综合作用之下，如经济实现这一阶段性探底后，应结合有效制度供给的改革和结构优化措施，力争宏观经济运行实现企稳。

“中高速”究竟多少为宜?我个人认为，点位并非最重要的指标，而是在关注增长质量是否真正提升的同时，密切关注速度表现。粗略估算，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就意味着“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长速度应保持在6.5%略高。

日报：一方面很多行业出现产能过剩，但另一方面消费者又感觉买不到好产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贾康：这是供需之间没有形成有效对接的表现，解决之道重在供给体系提升其质量、效率。

居民需求随收入增长正在升级，变得更为多样化。当下，除了少数领域外，排浪式的消费基本过去了。总体来说，需求的演变要求有效供给的回应。

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总体而言还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上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也需要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

但是要注意的是，政府作用“更好”发挥，并非简单的“小政府”概念中的“作为越少越好”。中国正处在以追赶到赶超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国的政府要比其他经济体的政府以更多的“作为”，来追求超常规发展。

所以，我们还是要更多强调有效的市场和理性有为的政府，以及“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在优化资源配置中分工、合作、互动。

新供给研究有破有立

日报：你之前提到新供给研究有破有立，“破”体现在哪些方面，又有哪些主要的“立”?

贾康：经济学理论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亟待反思。经济学理论创新所需要的、在“新供给”研究中已致力做出的“破”，至少集中于如下三大方面：

第一，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的不对称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供给侧的共同问题。最近几十年颇有影响的“华盛顿共识”，理论框架上是以“完全竞争”作为对经济规律认知的假设条件，但是回到现实，并没有有效矫正还原，实际上拒绝了在供给侧作深入分析;美国的供给学派很有建树，但其理论系统性还有明显不足，弱于对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分析方面的深化认识。因为美国不像中国，有不能回避的“转轨问题”与“结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难以提升对供给侧的重视程度。相比于需求侧，供给侧的问题更复杂、更具长期特征和“慢变量”特点，更要求结构分析与结构性对策的水准，但这并不应成为经济学理论长期容忍其认知框架不对称的理由。

第二，经济学主流教科书与实践之间存在“言行不一”的问题。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实践中，关键性的操作是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实行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的一些关键点上，实行“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在对150多年的老店雷曼兄弟公司任其垮台后，总结经验，对“两房”、花旗、通用公司又分别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并且给予经济社会全局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如此重要的实践，迄今还基本处于与其经典学术文献、主流教科书相脱离的状态。

第三，已有的经济学研究在产业政策等供给侧上薄弱和严重滞后。实践中，从上世纪80年代《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近年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油页岩革命到3D打印机、制造业重回美国，再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认知范式，而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的导向，以从供给端发力为特色。不客气地说，本应经世致用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其实是被实践远远抛在了后面。

“新供给”研究中的“立”：

第一，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基础理论层面应强调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时代。当然不可忽视需求的原生意义，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资源。但在经济学中，过去关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的作用却认识不足。我们强调的是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既有从基础理论层面生发的普适性，也特别契合于在中国和类似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突出问题，以利于转轨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所遇突出矛盾的消解。在现实生活中，关键是在处理“生产产品满足消费”的需求侧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尤其是“制度供给怎样优化”的问题。

第二，正视现实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应将非完全竞争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牵涉大量的供给侧问题。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可称为一种1.0版的模型。而非完全竞争能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等问题，是一种升级、扩展的模型。需求分析主要处理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单一、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处理的是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指标是非单一、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与市场的基本关系。它必然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却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中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必然成为供给侧研究的难题。过去经济学研究中可以用一句话打发掉的“一般均衡或反周期调控可自然解决结构问题”，有必要升级为在非完全竞争支点上加入供给侧能动因素深入开掘的研究命题。

第三，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并力求合作。这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在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即市场和政府，还有“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里面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领域，分工、合作、互动特点必有不同。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

第四，制度供给应充分引入供给分析，形成有机联系的认知体系。在供给侧应该打通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内洽于一个体系，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熔于一炉。通过这样的“立”来回应转轨经济和中国现实的需求，形成的核心概念便是必须更加注重“理性的供给管理”。

当然解释并强调供给侧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经相对充分，我们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认识框架的对称性，将这样的认识落到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全面改革时代的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

至于中国新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简而言之为“八双、五并重”，即创新创业;新型城镇化和产业优化;结构性减税和减少行政审批;扩大向亚非拉的开放融合和适度扩大优质高效的投资规模;人口政策转变和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和公共服务领域转置;国企民企共进步;政府、市场作用到位;“价、财、税”配套改革与金融创新配套改革。

“五并重”则是指：“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日报：现在舆论对“供给侧改革”的讨论和争议很多，如何看这些讨论?

贾康：理论探讨和研究中，伴随认识的深化过程，争论是难免和必要的。但是，在当下供给侧改革的讨论中，似乎容易出现极端化(如否定需求侧的重要性)、表面化(如只认为是概念求新、语言游戏)、简单化(如只强调减税)、情绪化(如指摘不同观点者的动机)，也很难避免简单化贴标签的倾向。

鼓励创新的阶段，要先少谈一些主义，多讨论一些问题，特别是讨论真问题、有深度的问题。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宏观调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实践主要是在需求管理框架下的，有巨大的成绩，但是延续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仿效发达国家的思路继续贯彻较为单一的总量调控反周期操作路线，随着近年来的矛盾积累和凸显，已经日益表现出它的局限性。今后,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率下台阶，资源环境制约和收入分配等人际关系制约，已经把我们可接受的所谓运行状态的“区间”收窄了，较高水平的理性供给管理的有效运用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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