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设计：有别于大多数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梁在三一主要的控股公司三一集团中持有58%的股份，是控股股东，但有别于大多数民营企业家族式的“掌权”，只要才华卓著者，都能参与多种运营。例如曾自称“中国第一打工仔”的向文波，也持有控股公司8%的股份。
梁稳根也表示，这样的结构有助于三一保持竞争力。“在商业规则还不是完全明确的情况下，有一个大股东，同时也有一些相对比较大的股东来共同努力，我们现在的股权结构，对开创事业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
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分析：“从长期发展的要求考察，企业的投资者、经营管理者、技术队伍、销售组织队伍和一般员工作为企业治理的利益相关者，需要有一种与企业共同发展成长的机制。”
目前，作为三一集团最高决策层，九人组成的董事会中，除了最早的 “梁袁毛唐”组合，王佐春、向文波、周福贵、易小刚、赵想章五人都是在发展过程中陆续加入。
此次以37.1亿元新上榜的易小刚，曾在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担任液压中心系统室主任。1995年，梁稳根找到他，望其加盟三一。离京赴湘十多年后，易小刚在自主创新领域打破国外混凝土机械长期以来的技术及价格垄断，“将中国混凝土机械市场外资品牌占90%以上市场份额，改变成国内品牌市场占有率90%以上”，因而成为三一重工执行总裁和三一首席科学家。
“股东至上”还是“利益相关者共治”？
长期以来，对于企业利益分享机制，业界主张较多的是“股东至上”。不过，三一重工的持续造富现象，似乎越来越指向另一种可能性。
“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张晖明提出，“企业发展从而投资者收益增长，要与管理者队伍、企业技术开发力量队伍、销售团队和广大员工的收益进步共同成长。否则的话，原有的利益关系会随着企业成长发生变化。”
换言之，假如企业的发展只是换来投资者收益的增长而没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收入增长，就会挫伤其他利益相关者不断追加投入的积极性，企业的发展也会停滞。
张晖明向记者表示，“股东至上”的治理只强调投资者的重要性，而忽略企业其他投入主体的作用；对于以劳动投入方式参与企业活动的企业员工，包括从事管理活动、市场销售活动、技术研发活动和其他一般劳作活动的企业运行的参与者，只视作“雇佣劳动者”，也就是以一般市场劳动力价格水平定工资，企业发展的收益较少与他们的收益相关。
“因此，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非常明显的‘老板’与‘伙计’的劳资营垒分野。”
“当企业发展进入具有一定规模和必须具备相当程度的技术要求后，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供给出现短缺状况后，企业治理必须跨入‘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新阶段。”张说。
三一重工的持续造富无疑也会让不少管理巨额资产的国企高管无限眼红。
政府部门在如何处理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中对于国家全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经营者激励问题上，已引进或创造了不同的激励措施，试图充分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但是，迄今还是没有能够真正解决好企业发展与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设计和企业制度安排问题。
“对比三一重工，今天的国有资产配置管理领域从事‘经营活动’的管理人员的激励约束机制还是没有到位，企业治理还需要探索一种能够保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境界。”张晖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