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为PPP 实则让政府背上高息债务

西南地区一个城市1998年用BOT方式建设了一座长江大桥，企业与政府约定20年税后年收益率16%的固定回报，而同期银行贷款年利率才5%，相当于企业坐收20年的高利息，政府却背上沉重债务负担。

北京大学国家竞争力研究院研究员、中国PPP研究院执行院长郭建新说：“名为PPP，实则让政府背上高息债务;名义上是帮政府卸包袱，实际上由政府‘兜底’，投资者不承担风险。这些都不是真正的PPP模式。”

此外，专家建议，地方在PPP项目推进过程中应厘清前提和边界，进一步转变和完善政府职能，谨防公共利益受损以及灰色交易等问题出现。

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地方政府部门负责人认为，类似垃圾处理、污水处理、自来水处理、道路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有些社会投资者可能会为了逐利，利用自然垄断属性，乱收费、高收费，导致社会不良影响，对于这种情况，政府不能被企业“牵着鼻子走”，而要制定相应的约束机制，确保公共利益优先。

需要注意的是，PPP项目大多集中在工程建设领域，资金量大，如果只是进行内部操作甚至听命于“长官意志”，极有可能产生灰色交易和利益输送。郭建新认为，PPP价格可以在一对一谈判中产生，也可以通过招投标产生，但一般不会像普通商品那样明码标价、公开议价。因此PPP项目需要利用国家PPP综合服务平台，加强全方位、全流程的监管，谨防滋生腐败土壤。

疏于监管 PPP滥用或酿财政风险

PPP模式在带来一定变革的同时，监管环节滞后导致的问题和隐患也逐渐凸显。一些地方在PPP改革中存在政府监管理念不清、重建轻管、角色错位等情况，影响到PPP的推广成效。

国家开发银行规划局局长蒋志刚在20多年前首次将国外BOT项目文本译成中文。蒋志刚认为，PPP是政企合作，期限很长，现在很多地区出现了很不好的苗头，有的投资人靠私人关系搞PPP，有的PPP项目被投资人当作概念利用后成了烂摊子，有的政府找几家下属国有控股企业搞PPP。推进PPP模式需要建立国家PPP综合服务平台，营造公开、透明、竞争、规范的监管环境。

北京大学国家竞争力研究院研究员、中国PPP研究院执行院长郭建新认为，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给PPP模式的监管敲响了警钟。PPP模式中社会公益项目的比重很大，而社会资本存在天然的逐利性，因此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能否履行好监管职能尤为重要。哈尔滨市财政局金融贸易处副调研员谢治安说，政府部门对项目准入、运营阶段的监管最重要，处理不当将造成财政风险和公众利益受损。

作为政府监管的第一环节，在初始阶段建立科学有效的合作对象准入过滤机制，对顺利运行PPP模式十分关键。专家指出，在PPP模式中，对社会资本的招标不能“唯钱论”，应选择既具备融资能力，又兼具技术水平、运营能力且信誉好的投资者。财政部门有必要对PPP项目进行长期支付能力监督，防止PPP滥用造成财政风险。

同时，须加强项目运营阶段监管。PPP项目合同期一般为20到30年，其中九成以上时间属于运营期且管理过程复杂，对政府部门进行产品和服务质量、服务价格等方面监管提出了很高要求。谢治安说：“PPP是一场‘婚姻’而非一次‘婚礼’，但目前国内PPP项目在漫长的运营期间疏于持续监管的现象较为普遍，问题多发，这与国外大量人员从事运营，建设和运营并重形成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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